短短几个月新冠肺炎席卷全球，截至4月底，病毒感染人员已超过300万。一次毫无预期的相遇、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拥抱、一场久别重逢的聚会、一次无保护措施的接诊……等等微不足道的生命之轻，都可能为自己甚至家庭带来不可承受之重，某些不幸运的人们更直接失去了与世界和解的资本——生命，曾经人类有多自负多傲慢多目空一切，如今就有多狼狈多无助多么的卑微惶恐……反思是必须的！
《孟子》曰：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其身正而天下归之！在这场没有预警且尚未结束的战役里，幸存的人们如何更好的向死而生，采用何种方式“反求诸己”，从而达到“天下归之”的理想状态，是每个民众都应考虑的社会问题，也是人类文明得以进步，灾难得以避免的有效途径。相信几个月以来，很多人也进行过类似思考和实践，但总的来说，面对如此迅猛诡异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，个体反思是远远不够的，因为任何民俗风气、生活传统都是个人与环境结合的产物，都有着强大的社会背景及价值认同体系，以吃野味为例：膨胀的特权文化、扭曲的猎奇心理、畸形的价值取向……等等不正常的文化糟粕，导致部分人只有在哗众取宠、标新立异中才能产生被认同被重视的快感。王小波在其散文中转述过一位澡堂万事通先生的看法：“同性恋那是外国人的高级玩意，我们这里有些人就会赶时髦……艾滋病也不是谁想得就能得的！”短短几句话，媚俗短视之态跃然纸上，想必热衷于其他非主流或低趣味之人也怀有同样的窃喜得意：这也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……总之，在社会文明程度、传统思维、个人素养等因素的影响下，短期的自我反思与规范发挥不了长效的社会作用，因此，应尽可能地将这种反思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延伸。
德国外交大臣海克·马斯接受《明镜》采访时说道：“中国采取了“非常专制的措施”，而在美国这种病毒久久没有得到正视……这是两个极端，他们都不是欧洲的榜样”。从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来看，中国的措施或许有些“专制”，但从国情与病毒发展的迅猛程度来看，这些非常措施的确有效的控制了疫情，保证了民众的生命安全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抗疫情成果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因为“要像个圣人，你得先活着”，毕竟“理性的语言与逻辑”，替代不了“抽象的生活”……当然，抗疫情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，那么政府是否可以利用此次广泛的民众觉醒，对自己的公共角色做出新的定位与调整，构建能切实保障人民幸福和尊严的更具人文关怀的社会体系，比如：如何避免行政手段对公众安全、卫生医疗、信息纰漏等系统的过分干预，使各级政府或机构更科学高效地处理突发事件；如何通过意识形态的引导及民众文化素养的提升，修正社会价值坐标，对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重新定位；如何重塑个人认知体系，引导民众树立底线思维与红线思维，在人与人、人与自然间寻求更为和谐的平衡……种种反思和想法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但只要潜心探索并形成新的思维逻辑，便有助于社会各层面更好的理解灾难、治愈创伤，实现文明的再次飞跃！（王崴渊）
党群工作